公地的悲剧

1833年,英国一位业余数学家威廉·福斯特·洛伊德发表了一本小书:《关于控制人口的两课讲义》。在这本小书里,洛伊德凭着观察和想象作了这样一番逻辑推衍:有一片牧场,每个人都可以在里面放牧。作为一名牛仔,你想养多少牛就养多少牛。数百年来,这里似乎相安无事,因为战争、偷猎和疾病总会把人口和牛的数量保持在土地的承载能力以下。终于有一天,人们长久渴望的和平幸福地降临了,但是,这竟然导致了意想不到的悲剧。每个人都想多养一头牛,然后再多养一头,牛的数量很快便超过了土地的承载能力。每个人都自发地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,而每多养一头牛,收益全归自己,过度放牧的代价却由所有人分担。这当然是划算的买卖。但是最后,土地抛荒,所有的牛都饿死了

洛伊德的这本小书和这个故事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大的重视,直到1968年,美国生态学家加内特·哈定在《科学》杂志发表了一篇影响深远的论文,题目直接就叫《公地悲剧》(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)。哈定借用哲学家怀特海对“悲剧”的定义:“悲剧的要素不是悲伤,而是不可避免。任何逃避都是徒劳的。”

哈定发展了洛伊德的故事,他的分析是:“理性的牧人只有一个选择:多养一头牛,再多养一头……但这也是分享这片公共牧场的每一个牧人都会做出的选择。悲剧因此而起。在一个信奉公地自由的社会里,每个人都追求本人的最大利益,而整体会走向毁灭的终点。公地自由带来整体毁灭。”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 节选自《熊逸书院》

渔村的故事

薛兆丰老师讲了一个渔村的故事,来讲明白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,分别从私有制和全员所有制来说,一图胜前言,先看下图image.png 在私有制下,老板是紧盯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,使得利益最大化,剩下的都是他的,所以,从第一张表格中可以看出,总产量最大的是4014条鱼对应在船上极限有5个人的时候,老板能够获得最大利润4014-4000=14条鱼,私有制可以让资源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。 而如果我们换成全员所有制,我们来推演下,全员所有制是说这艘渔船每个人都有份,谁想上船都可以,我们从图中可以看到随着船员的增加,增加到8个人的时候,在陆地捕鱼和在船上捕鱼都是4条鱼,也就是说在船上和在陆地上没什么两样,这艘船的价值就荡然无存,只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东西。再继续增加船上的人数,总产量反而比在只在陆地上生产还要低。这就是“公地的悲剧(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 )”

“公地的悲剧”现象

公司中公地的悲剧

生活中公地的悲剧现象挺多,我最近接触到的一个例子就是公司预算,我们公司每个部门都有公共预算,年初三月份刚批完今年的预算,短短两个月的时间,预算支出就超过了总金额的60%,我们公司是由预算制管理的,细想一下这是符合人的本性的,预算总共就那些,你不报出费用来,别人也会报,甚至是多报,到了来年做预算,虽说制度上要求要按实际花费来报,但实际报的时候只会比今年多,毕竟花的不是自己的钱,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,即公地的悲剧。 还有个现象是公司中能早报出预算或者能多报预算,或者说在报预算中优势最大的是公司的高层,能早报和多报,即他们占了先机。

金融市场中的公地的悲剧

在金融市场中,有一种理论是噪音交易者理论,所谓噪音交易者,它的英文就是Noise Trader。这个名词是80年代的时候,针对传统的理性人的理论提出来的。在传统的理论模型里,通常假设每个投资者都会获得充分全面的信息,然后根据信息去做理性决策。但在实际中,真实的市场上存在着大量的、缺乏真正信息的交易者,他们的交易行为中,多是噪音。 如果市面上很多噪音交易者的估值偏差是乐观的,也就是说他们过高地估计资产价格,那么这个市场的价格会怎么变动呢?它就会持续地上涨,而持续上涨的价格又会给后来者一个更加乐观的信号,吸引更多的买方入场,然后导致资产价格接着上涨,泡沫越吹越大。

同样的道理,如果很多噪音交易者的估值偏差是悲观的,那市场价格会怎么样呢?会持续地下跌,然后给后来者一个更加悲观的信号,导致更多的人离场,或者说更多的人观望不入场,资产价格也因此接着下跌。

所以说,噪音交易者的大量存在,会让市场形成一个反馈机制,导致价格越来越大地偏离真实价值,就造成了系统性的估值偏差,这就产生了套利机会。

问题是,如果一个基金在高位离场,或者是反手做空,假设这个泡沫不破灭的话,那么很有可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,这个基金的业绩会比其他人差,而投资者,尤其是噪音交易者们,没有办法做事前的判断,只能根据市场价格和其他人的业绩来评估,这个时候就会认为自己的基金表现低迷,远逊市场(underperform the market),从而产生一种很强的冲动,要将自己的基金赎回来。

这种情形,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经常发生。你很难要求散户去深刻地理解长期投资和价值投资,只要基金的相对业绩一下来,我们就产生赎回自己资金的冲动,马上会发生资金外流的情况。所以即使知道市场上有错误定价,但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这种错误定价什么时候会被纠正,所以作为理性的人,理性的决策,基金经理的第一反应不是为投资者谋福利,而是要留住投资者,保住自己的奖金。

这个时候,基金经理的理性决策是不离场,甚至为了得到超出同行的收益,反而加码,然后导致市场价格的进一步上升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 《香帅的北大金融学课》

这就像凯恩斯的“选美比赛理论”,最美的人是由别人说了算的,为了要让自己的选择变成正确选择,我们大家不是选出自己认为最美的姑娘当冠军,而是选出我认为,大家认为最漂亮的那个来当冠军。

噪音交易者的存在,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,都会导致资产定价上的偏误,而这种偏误,它会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面存在。最终就形成了“击鼓传花”的游戏,只去赌泡沫破灭前全身而退。那些不能全身而退的只能当韭菜了。

公地的悲剧其实是”恶性的囚徒困境“

公地悲剧(Tragedy of the Commons)与博弈论中的恶性囚徒困境有高度的相似性。它们的核心都在于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,最终导致群体陷入非最优甚至灾难性的结果。 囚徒困境中,两名囚徒被分开审讯,若两人都保持沉默(合作),则刑期较轻;若一方背叛(揭发对方),背叛者获释,对方重刑;若双方都背叛,则均获较重刑期。个体理性的选择是背叛,最终两人均被判重刑。

其实,从这我们可以看出都是由于参与者短期自利动机导致,使得纳什均衡(个体最优选择)与帕累托最优(集体最优结果)不一致。

兴,百姓苦。亡,百姓苦

在中国的历代朝代更迭过程中,统治者换了一批又一批,有本族革命、外族入侵,唯一不变的还是老百姓,统治者如同牛仔,百姓如同牧场,是竭泽而渔还是持续发展,要看统治者是不是被高度组织化,如果不是,而是那为了个人私利,那公地的悲剧还是要发生。想起张养浩的名句:“兴,百姓苦;亡,百姓苦。”

参考